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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憑什么引領粵港澳大灣區?| 王志綱主持智綱智庫深圳中心中秋沙龍實錄

2019年09月19日 10:28

記錄整理 趙芯

來源:智綱智庫深圳戰略中心

2019年9月11日,中秋佳節前夕,王志綱老師來到深圳戰略中心的新辦公室,看望深圳中心的員工,并主持了一次中秋沙龍,熱烈探討“深圳為何能節節上升”、“香港年輕人怎么了”、“粵港澳大灣區新格局”等大家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NO.1為什么是深圳?

首席:首先問一個問題,深圳為什么能從一個“野孩子”成長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強勁的增長體,源動力是什么?王超群,你先說說。

王超群:我認為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深圳能吸引有為的年輕人,年輕人愛來深圳;第二,深圳的體制比內地好,不需要“拼爹”,有本事就能干一番事業;第三,深圳產業選擇是對的——第一步踩中產業轉移的機遇,第二步踩中科創,第三步踩中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金融。現在深圳的高新科技產業在全國已成為核心競爭力。我能想到的就是這三點。

首席:王振宇,老深圳人來談談。

王振宇:首先是城市的尺度宜人,這是個人生活非常深切的體會,與北京、上海、廣州比較而言,深圳城市尺度更人性,生活更便利,環境更優美,氣質更青春。其次是文化的開放包容,深圳是中國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建城歷史最新,人口結構最年輕。相對于中國其它城市,深圳最自由、最包容,一個人來到深圳就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以前的歷史別人不關心,關鍵在于現在的表現、現在的努力。年輕人更喜歡這樣的地方,可以“為所欲為”。再次是創新的土壤肥沃,深圳的專利申請量和高科技企業數量僅次于北京,比上海、廣州都多。

為什么高科技企業愿意來深圳?前面說的兩個原因是基礎,政府的真扶持是關鍵,從2010年開始深圳政府實施“孔雀計劃”,對最優秀的科研團隊給予高達8000萬元的資助,團隊領軍人物則可獲得80萬至150萬的支助,這種力度在全國,論心力、論能力,少有地方能做到。在深圳,像大疆這類的獨角獸企業能迅速崛起也就不足為奇了,大疆無人機產品占領世界市場的速度令人驚訝,甚至美國軍隊也一度在用大疆的產品。我們到了佛山,發現佛山雖然也有世界級的企業,但整個城市相比深圳缺乏開放性、包容性,“世界級”體現不足。再看香港,極而言之,香港如果始終自亂陣腳扶不上墻,那么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命運就不得不立足于珠三角自身,把深圳當作香港用,向世界做個新示范。青春深圳,使命光榮,任務艱巨,前程遠大。

劉懿德:用智綱智庫的方法論來解釋,就是“政府經營環境、企業經營市場、民眾經營文化”:自上而下,政府開明且開放;自下而上,企業開拓并開創;自內而外,奮發獨立。總之,清清爽爽,渾然一體。2017年深圳國家級高科技企業有1.12萬家,全年高科技產業增加值7359億元,占GDP32%;在高新技術發展關鍵指標之—的CT國際專利申請上,深圳遙遙領先,以一城之力占據中國的半壁江山,僅次于東京位列全球第二;在高科技產業的每個行業,包括細分行業,深圳都涌現了一批領軍企業,有些還成為著名的世界級企業,如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研祥等。

王理高(會后補充):第一階段,毗鄰香港,成為特區之王。改革開放初期,深圳憑借特區政策,靠走私合法化積累原始資金;國企央企的大量進駐(如賽格工業園)成就了深圳第一批產業園。再依托毗鄰香港地利優勢,在港口物流上戰勝珠海和汕頭,以“三來一補”的模式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承接香港產業轉移的不二選擇。就這樣,深圳成功吸引了當時廣東乃至中國大量無處安放的廉價勞動力。

第二階段,土地倒逼,產業騰籠換鳥。除了深圳在92年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搶了一波政策紅利外,更重要的是伴隨存量土地的減少和土地價值的提升,土地成本倒逼產業升級,必須進行騰籠換鳥。深圳在這一步走對了,毗鄰的東莞沒這魄力和決心,導致到現在還是一副城鄉結合部的樣子。這階段,伴隨教育普及,正好全國管理等知識服務人才等中端人才越來越多,這一步,深圳又走對了。

第三階段,包容開放,畢業人才首選。深圳已穩居一線城市前列,馬太效應越來越強烈,是目前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但相比近來剛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政策傾斜。深圳開明高效的政治生態、看本事不看出身的市場環境、包容開放的文化氛圍和全國最強有力的人才引進政策,才是吸引高端人才創業就業的關鍵因素。

總結:

第一,深圳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換句話說,深圳在四十年發展階段中哪怕走錯了一步,可能都不是今天的樣子。

第二,深圳的每一步成長都緊緊伴隨中國的成長,深圳的成功背后是中國的雄雄的國運。

第三,人才是產業發展第一生產力,而產業是城市發展第一推動力。

NO.2香港怎么了?

首席:香港年輕人的問題,特別是最近的亂狀,外因是外國勢力,內因則是社會發展的矛盾,香港年輕人覺得沒有出路,他們絕望了。問一下山東妹子劉西,你作為一個背井離鄉來深圳的年輕人,面臨與香港年輕人相似的競爭環境,絕望還是希望?為什么相似的環境,深圳年輕人的表現就截然不同呢?

劉西:我認為這與每個年輕人所受的教育背景不一樣有關。我之前也看過一個新聞說,香港的年輕人特別是一些高中學習很好的人,在香港高校入學率比較有限的情況下,寧可選擇香港本地的職業學校,也不愿意來內地上最好的大學,這也許是出于一種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態,他們可能會覺得香港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香港比大陸,比全世界其它地方都要好。而在我們內地的傳統教育中,我們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發展,有相對清晰的認知。

例如,我在山東,山東是一個GDP大省,但在一些觀念、體質方面,給年輕人的成長空間比較有限,比如接受同樣的高等教育之后,在山東如果不成為一個政府公務員、國企工作員,也許得不到認可,發展相對受限。當我來到南方成都念大學,就能感受到南北方思維方式的不同,比如在南方,經商也許會成為進入官場的一種方式。來到深圳以后,又能感受到深圳與內陸其它城市的不一樣。雖然同屬南方,但深圳自帶廣東地區敢闖、創新,以及義無反顧為想做的事情付出努力的特質。

在深圳能感受到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一心一意為一個更好的生活在奮斗。并且這座城市在鼓勵人才的體質機制上、氛圍上,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不能比擬的。所以即使在深圳租房成本高,但是我們依然覺得這個城市有溫度,溫度取決于我們看到每個人坐在這里都積極向上。這是我個人的體會。

首席:就是,80后、90后敢來闖深圳,有一種以青春賭明天的思想準備?

劉西:對,并且我們對深圳的一些觀念、一些體制、一些未來趨勢,會有一定認識。

首席:即使物價很高甚至和香港接近也能接受,因為出發點是不想過平庸的生活,而是希望找一個舞臺,以青春賭明天?

劉西:對。這里每個人都在努力,這里就總會有希望。

陳賢彪:我認為深圳和香港一個重要的差別在于,深圳有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譬如每年深圳新增五十萬人,其實一年可能來了70-80萬人甚至更多,最后只有待得住的留下來,其他去其他城市或者回老家了,而香港的年輕人沒有退路(所以變相表達出來)。

首席:香港曾經也是一個拼命的城市。有一點我想不明白,以前我去香港,感覺香港人的拼搏勁頭比現在的深圳還厲害,很多人的故事講起來比深圳的還精彩,怎么好像一夜之間就完全不一樣了呢?

王振宇:新加坡鄭永年教授認為,香港始終不安定的原因在于“誰主沉浮”的問題在香港沒有解決。香港的回歸到目前為止只是國家主權的回歸,但文化、精神沒有回歸,國家認同尚未普遍建立。未來20年的任務,就是如何實現心靈回歸。只有民心凝聚,才能煥發出奮斗精神。現在的香港人可以說是魂不守舍,不知道我是誰,更搞不清楚該往何處去。如果說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誰都可以通過努力實現魚躍龍門,現在的香港可能是玻璃水缸,大魚之下,蝦米生存維艱。只有大一統,才能打開香港人的奮斗空間。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政治意義,應該是促進大一統的深層次路徑。深圳與香港的不同,突出的一點就是深圳人背靠腹地、有家可歸、有鄉可回,來到深圳只為創造更好的平臺。但香港人蝸居彈丸之地,加上財富高度聚集,貧富分化嚴重,政府作為有限,底層社會自感無依無靠,看誰都不親,難免感覺無路可走。

首席:可是上海人也有相似的情況,上海人也不愿意去上海以外的地方呀?

陳賢彪:香港跟我們還有一個差別,就是教育和文化體系,香港采用的是英國教育體系,在文化意識中更強調個體,年輕人更有意識去追求個體權利。而中國傳統教育更強調集體,會有意無意進行忍讓,個體爭取意識和能力不一樣。

劉棟:很重要的問題還在教育。像新聞里報道的,香港有的教材,對內地的闡述不實、偏激,他們受到的教育讓他們對內地持有不信任、不認可的態度。

周東春:就香港和深圳的關系,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正在下一盤大棋。很多人可能沒理解透,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一個重大改變就在交通。南沙大橋開通了,我們去佛山很方便,要是開車快一小時就到,上個月深中通道也修通了,到中山最快20多分鐘。未來中山的地位也會提升,區位優勢好比深圳一區,往返就像從福田到羅湖。還有珠港澳大橋,現在只是預留了管線,我相信未來價值會顯現。

打通交通壁壘能讓港深更進一步協同、融合,讓香港的年輕人真正融入大灣區。比如,現在通過珠港澳大橋去珠海,加上進出關要一個多小時,還是非常遠。港深兩地的交通還在改善,比如現在正修筑從屯門到深圳灣口岸的海底隧道,完工后從香港機場到深圳只有約20公里。再比如,未來關口的概念會不會改變,這樣通關效率進一步加快,可以釋放香港一部分人的住宿需求,解決香港資源短缺、高房價等問題。

深圳為什么能發展好?三個原因。首先,深圳是中國政治生態最好的城市之一,雖然不是什么都好,但相對內陸其它地區程序審批效率等各方面會更為便捷高效。其次,深圳在吸引人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是內地其它地區比擬不了的,比如深圳有公司補貼、人才工資補貼等,力度很大。當然,經過多年發展已具備雄厚的經濟條件,是深圳得以大力度吸引人才的一方面,而對人才吸引制度不斷探索、積累,進而形成了一套內容細致的人才吸引體系是另一方面。再次,深圳是多個勢能的交集,就像王老師經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人和”是鄧小平“畫了一個圈”,當時的中國需要這樣的區域。另外我認為深圳當時的發展也依托了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香港帶著內地玩,第二階段是東岸帶著西岸玩,最終的本質(第三階段)就是大家一起玩。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終極目標就是解決終極矛盾,消除地域差異、不平等,體現真正的公平、開放。比如剛才講的四條交通干線將形成半小時經濟圈,而這樣的交通干線打造是大手筆,一般國家也做不到。

香港與深圳之間形成真正的融合、互補,是未來的趨勢。其實現在深圳的很多功能、產業,已經和香港重疊,比如前海已開設免稅店,紅酒、洋酒不用去香港,在深圳就可以買,再比如前海還在打造國際金融創新中心。而香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缺少制造業。盡管深圳也在向珠三角腹地轉移部分制造業,但科技創新也同時崛起。而香港在制造業空心的同時科創沒有發展起來,留下服務業、金融、零售等產業,缺乏生命力。未來,通過發展整個大灣區將使香港更加緊密地融入區域中,實現更進一步的發展。

首席:香港曾經也想做高新科技產業,董建華時代就搞了一個數碼港計劃,只是后來在李氏家族的介入下成了地產炒作的概念。他搞數碼港計劃的時候,深圳根本還沒進入數碼時代,可二十年后,深圳卻成了實打實的數碼港。這里有幾個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社會主義。香港的高新科技為什么做不成,而深圳卻做成了?因為深圳當年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扶持、培育高新科技。從純粹市場經濟的理論,用“看得見的手”參與“看不見的手”是要堅決反對的,這是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但在中國已被顛覆。

高新科技是需要孵化的,香港的區位只是產生“短頻快”的金融、資本、房地產、商貿(轉口貿易)。而在深圳現在發展起來的高新產業,哪個不是政府扶持起來的?比如華為、騰訊、大疆,現在“發大財”,但前期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難以發展,再如比亞迪,現在雖然還沒完全孵化出來,但已經可以做高端代工。當然,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中也會有80%的投機者或失敗者。這是個大浪淘沙的必然過程。

香港沒有這樣的環境,這也是為什么董建華想做卻沒能成的原因。現在看深圳好像是一下暴露、釋放出來的,其實不是,早期深圳的原始積累靠的是北京給政策,形成合法走勢的政策洼地,就是雙軌制。之后產生了高新科技,用政策手段形成孵化器,走向爆發期。集中力量辦大事,靠的是體制。

首席:昨天和珠海書記聊天,知道珠海現在壓力很大,橫琴又有成為房地產項目的趨勢。奧地利學派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就提出過,主觀上本來很好的意愿也會造成不好的結果,而往往看起來很不理想的東西能讓人看到本質。深圳能發展到今天就有“野蠻性”的因素存在——被逼出來的。怎么被逼出來的呢?

2001年,我看了一個報告說深圳已被“賣光”,照那條路繼續下去走不通,一是沒有土地,二是沒有水,三是沒有未來。你們辦公地這里以前也是工廠、城中村,低端組裝性行業,從事低端組裝性行業的人口比例大概在三分之二,也就是假設在這樣的片區沉淀了300萬人,其中200萬會是工人,照這樣繼續走下去的話,600萬、2000萬……深圳就將變成“孟買”,沒有未來。

當你用算術做不出來,只能用幾何來解答,那就騰籠換鳥——趕麻雀出去,引鳳凰進來。當時有個概念叫“樓宇經濟”,這完全是逼出來的。被逼出來調規,調規后老板就找到了“便宜”,以工廠的名義獲得了寫字樓的收益,這種變通也釋放了人性的貪婪。

貪婪釋放后又要“打太極”,一邊要讓政府變通,廠房變辦公樓,另一邊要對得起市場的認同感,最后成“非牛非馬”,而今天你們看到的已經是“非牛非馬”的第三代產品。短短將近二十年,深圳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許多地方由體力勞動加工廠變成了腦力勞動平臺,就是創意經濟。所以,無論你是否承認,在約15-18年的時間里,深圳城中村工業區實現了“芯片式”轉換,這就是一個城市的縮影——促使1個人就能創造過去100個人創造的價值。這是經濟學的一個規律,而源動力就是活不下去,逼出來的改革。

那為什么深圳能夠被逼出來,其它地方逼不出來呢?這就涉及到大家剛才講的條件,政策是否寬松,引導是否到位,城市文化是否讓人喜歡,來這里的人是否敢于以青春賭明天……為什么汕頭做不出來,溫州也起不來?他們也想騰籠換鳥,但具有腦袋的知識分子卻不來,為什么呢?包括佛山,高精尖人士不大去。因為他們本土文化太強大,置身那里容易感到排他。在深圳,誰是異鄉人,誰是本土人?客觀與主觀也是一方面因素。

另外,國運也很重要。別的不講,就講能夠代表深圳的兩大企業,平臺型的公司騰訊、終端型的公司華為,他們都是在同一起跑點產生的。騰訊、華為,與英美的企業相比沒有滯后性,甚至沒有包袱,這也是特朗普輸掉的原因。特朗普沒意識到的還有一點,中國14億巨大市場的力量。華為任正非是一個居安思危的人,本來預測業績會掉30%,但現在看掉不下來。掉不下來的原因是14億中國人都買他的產品,這個市場很嚇人。

符合了人性,看似殘酷但結果美好,而當帶著良好的愿望想做救世主,結果可能是悲慘甚至嚴重的。比如扶貧,“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成千上萬人急于改變命運才有源動力,如果他們都成甩手掌柜只會吃喝玩樂,就要出大問題。很多事情就是這樣主觀與客觀的問題。

在車公廟這片辦公區,許多公司是搞設計、做品牌的,很多輻射全中國十四億人的品牌源頭就在這里——設計在這里,代工延展到珠三角乃至云南、貴州。所有的成功都是逼出來的,任正非是多少磨難才逼出來的,從區域來說產業也是逼出來的。

周東春:有一句話叫“用經濟學無法解釋的中國經濟”。如果按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理論,預測會有崩潰、泡沫,但走到現在其實一直走的還不錯。所以,中國的經濟不是用一些西方經濟學理論片面分析就可以解釋的。

首席:今天香港和深圳、和大陸之間的根本矛盾,和中美關系的根本矛盾有著非常多的相似。去年,深圳GDP首次超過香港,十年前深圳GDP才是香港的一半。曾經深圳與香港是什么關系?是香港的貨柜車司機通過借貸在皇崗村買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這就是二十年前的故事,這就是深圳的記憶。現在,內地的闊佬們還把房價抬得比天還高,把奶粉全部搶購完畢,短短二十年,兩邊關系突然成了平起平坐,不可思議。

段明:如何看待香港和深圳的競合關系?還是要從“天時、地利、人和”講起。從“天時”來說,中國是一個處于穩定發展的經濟體,全球經濟餅圖中超10%的國家只有中美;深圳不僅毗鄰港澳,并且有廣闊的腹地;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海納百川,擁有創新機制、創新產業、創新人才,“漁村與漁港”攜手一體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城市,沒有香港也會獨領風騷。

NO.3誰是潛力股?

關于粵港澳大灣區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

1關于灣區城市新格局(徐亞東)

“四核-三點”發展結構: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是四大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組合成三大極點

灣區城市從“9+2”城市群到“4-3-4”梯隊發展格局。今天,當我們將目光聚焦在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已經呈現三個發展梯隊的雛形:港、澳、深、穗四城牢牢占據大灣區第一梯隊,在可以遇見的一二十年內地位無憂;在第一梯隊之下,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也已經格局初定。

粵港澳“9+2”城市2018年GDP(單位:億元)

第二梯隊目前包括佛山、東莞和珠海三座城市,其余四座城市則位于第三梯隊(惠州有很大機會能突圍到第二梯隊)。如果僅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7個城市的定位闡釋來看,佛山、東莞、珠海與惠州、中山、肇慶、江門等難分伯仲。但如果從未來發展格局來分析,佛山、東莞、珠海所具備的發展潛力遠高于其他城市。

按城市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算,東莞和佛山都明顯高于其他城市一個身位,是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東莞,雖然沒有像佛山、珠海那樣成為粵港澳灣區三大極點組合之一,但成功躋身廣深港澳科技走廊這一灣區極為重要的發展廊道,其未來發展潛力充滿無限想象空間。

2關于灣區交通新格局(鄭志新)

隨著未來大灣區綜合交通規劃的推進建設,將產生“一網絡、兩空港、三片區”為代表的市場掘金熱點與區域發展熱土。包括軌道交通網衍生的TOD開發市場藍海、借“機”起飛的兩大空港新城,交通廊道打通激活的三大片區。

一網絡:灣區TOD開發網絡

軌道上的大灣區將催生千億級TOD市場。審視大灣區的軌道交通規劃建設,軌道交通網絡體系逐漸成型,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已經成為當下灣區城市爭相發力的著眼點,可以預見,伴隨軌道建設于一體的TOD開發將成為市場的熱門寵兒。

兩空港:佛山空港新城、寶安空港新城

佛山空港新城——借“機”起飛,一個投資熱土即將誕生。珠三角新干線機場位于佛山高明區,是廣東省重點打造“5+4”骨干機場之一,與廣州白云機場共同形成國際航空樞紐。它的規劃建設將填補大灣區西岸國際航空樞紐的空白。

承東啟西的區域交通區位,在未來多式聯運交通的構建交織下,空港新城所在的佛山高明片區,將成為未來高端智造產業發展的匯聚地、品質人居的集中地,生態旅游的目的地,成為夯實佛山大灣區智造名城,文旅高地的新極點。

寶安空港新城——五維一體的超級交通樞紐聯合體,構筑世界級的門戶地標。寶安空港新城是依托寶安國際機場規劃形成的一個臨空經濟區,地理區位優勢明顯,執掌南沙、前海兩大自貿區要沖,處于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城市圈交匯處。《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中提出構建“一廊十核多節點”的空間布局,寶安空港新城作為十大核心創新平臺之一,發展潛力無限。區域規劃總面積95平方公里,構筑“兩帶六區”的總體開發格局,聚集發展以國際會展商貿為主導的現代服務業,海洋新興產業、臨空制造為主導的高端制造產業。

三片區:東莞濱海灣新區、中山翠亨新區、粵西地區

東莞濱海灣新區——承上啟下的區位高地,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東方硅灘。2017年東莞濱海新區規劃建設提出,承擔著東莞全面對接深圳大空港、前海和廣州南沙,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打造為大灣區的經濟騰飛的重要抓手,引領東莞未來經濟蛻變的重要歷史使命。

中山翠亨新區——灣區西岸的橋頭堡,承接深圳產業轉移的新領地。

作為深中通道西岸橋頭堡的翠亨新區,它的價值優勢將被徹底激活,未來將成為中山承接深圳新一輪產業轉移發展的先鋒陣地,助力中山提升在灣區的綜合競爭力。

粵西地區——大灣區外圍最具輻射帶動發展的潛力區域。

高鐵軌道交通的拉通對促進粵西地區承接灣區核心城市的產業轉移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對于投資開發來說,粵西地區有著優良的生態海岸線,依托未來軌道交通的優勢,結合灣區龐大的市場消費力,濱海休閑產業的發展將迎來更多的機遇。

3灣區科創新格局(劉西)

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舞臺中央,粵港澳大灣區足以代表中國向世界發出創新4.0時代的最強音。對粵港澳而言,她的科創之路實際上是在區域協作、創新模式、產業特征及城市功能四個方面進行了前瞻性探索:

從“前店后廠”到“前腦后市”【區域協作】:珠三角時代,“港澳”帶著內地玩。港澳地區利用海外貿易窗口優勢,承接海外訂單、市場推廣及對外銷售,扮演“店”的角色;內地(廣州、深圳、東莞等地)則利用土地、資源及勞動力優勢,進行產品的加工制造,扮演“廠”的角色。大灣區時代,則進入了協同發展的新階段——前端是港澳的研發、后端是大灣區的市場需求,通過“港澳研發+大灣區轉化”、“港澳服務+大灣區智造”,加強大灣區核心城市之間的聯合創新與協作。(香港有豐富的高校資源、人才資源、金融資源,但是缺少科技的產業轉化能力;廣深莞則擁有較強的制造業基礎與產業轉化能力。)

從“跟隨創新”到“原始創新”【創新模式】: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珠三角的電子信息產業如火如荼,以模仿山寨為主,華強北的山寨手機大軍是這一時期的代名詞,深圳也因此背負了“山寨之城”的標簽。隨著近十幾年產業結構的調整、科技創新力度的加強,整個大灣區已經脫下了山寨的“帽子”,在原始創新能力上,大灣區獨占鰲頭。以國際專利數量為例,全國十強城市中大灣區占四席,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分列1、4、7、9位。(相比國內的專利申請,國際專利PCT的專利申請更難、含金量也更高,是衡量一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科創活力的重要指標。)

從“垂直創新”到“跨界融合”【產業特征】:站在全球產業創新的角度看,互聯網時代之前,產業創新更多的是鏈條上的垂直細分領域創新,水平創新極為有限。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科技、制造、娛樂、金融等各行各業的跨界融合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以粵港澳大灣區涌現出的人工智能(例如騰訊、大疆)、金融科技(例如微眾銀行、騰訊金融科技)為代表,通過聚集人工智能、科技娛樂、互聯網金融等新興產業的龍頭企業、中小企業及小微企業群體,形成了以跨界融合為特征的大灣區“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新生態叢林。

從“創新園區”到“創新城市”【城市功能】:對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單一的園區集群已經無法支撐其打造全球科創中心的使命,為園區賦能至關重要——生意、生活、生命“三生有幸”的產城融合新形態。從過去的招商引資向招才引智轉變,從過去的產業導向創新導向轉變,從過去的園區標準向“園區+景區+社區+校區”轉變,進而通過人才、資源、要素的充分流動,聚集創新型人才,實現“在沙灘上創業、在球場上創新”。特別是隨著廣州科學城、深圳光明科學城、東莞中子科學城為代表的大灣區科學城的布局,“創新城市”的建設進入“快車道”。

  本文來源: 智綱智庫深圳戰略中心 責任編輯:sinomanage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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